第五盏灯紧接着亮起。

一名德国医疗数据专家站了起来。

“记录封存涉及数据跨境和隐私法规，独立服务器由谁管理？”

“数据不跨境。”

“国际研究怎么汇总？”

“各中心完成本地去标识化，只上传预先定义的统计变量和校验结果。”

“原始日志呢？”

“留在本院，发生终点事件时，由当地伦理委员会授权审查。”

“中心间如何防止选择性上报？”

“注册方案先公开，缺失数据同样计入质量评估。”

德国专家看了一遍屏幕上的数据路径。

“这个版本比评审稿完整。”

“评审意见合理，所以改了。”

韩明哲坐在台下，抬手摸了摸鼻梁，没让旁边的人看见表情。

第六名提问者来自东京。

“如果预警频率成为医院质量指标，管理层可能反过来要求医生减少触发，您怎样防止机制被绩效化？”

贺知舟没有切换页面。

“预警次数不能用于科室排名，也不能直接进入医生绩效。”

“这只是建议，医院仍然可以这么做。”

“试点协议会写入禁止条款。”

“推广以后呢？”

“公开报告只评价响应完成率，不评价触发数量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触发少，可能代表流程成熟，也可能代表没人愿意按按钮。”

会场里再次传来笑声。

那名日本医生举了举话筒。

“我认可这个回答。”

计时器只剩两分多钟，第七盏灯还亮着。

主席看了时间。

“最后一个问题。”

世界卫生组织手术安全项目顾问站在第一排。

“这套机制要求团队在异常时挑战主刀权威，技术容易复制，文化更难改变，您准备如何验证这一点？”

贺知舟将研究设计翻到人员培训页。

“每家试点医院在启动前进行四次模拟演练。”

“只做演练够吗？”

“不够。”

“那还需要什么？”

“匿名调查，暂停事件访谈，人员流失记录，以及预警提出者三个月内的岗位变化。”

台下的笔尖停了一片。

顾问没有坐下。

“您认为岗位变化也是安全指标？”

“提出过预警的人被调岗，被减少手术机会，或者离开团队，机制在纸面上运行得再好，也算失败。”

“如果医院拒绝提供这类数据？”

“退出试点。”

主席抬头看向屏幕，又看了看贺知舟。

“七个问题，七项可以落地的回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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